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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雪芹与歌德的“逃离”(上)
文/孙德宏2018-12-24来源:中工网——《工会信息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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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 

  1749年。这是中国大清朝的乾隆十四年。

  这一年,欲做“十全大帝”的三十八岁的乾隆正意气风发。

  这一年,曹雪芹已经二十五岁,而歌德则刚刚出生。这时的曹雪芹已经开始做着他的“红楼大梦”,想象着他的“太虚幻境”中的宝玉和“金陵十二钗”。据说,曹雪芹最初的想法是要写一部“女水浒”,或者是“一百零八个脂粉英雄”……

  1764年,年仅四十岁的曹雪芹走了。但是,他的“脂粉英雄”们都留下来了,他的“梦”和“境”开始慢慢地变成了千万人的梦和境。而此时十五岁的少年歌德,则开始也做起了曹雪芹一样的梦。

  1832年,八十三岁的歌德带着诗人们共同的梦,走了。

  也就是说,歌德活了两个曹雪芹的时光,还多了三年。

  不过,曹雪芹的巨著《红楼梦》和歌德的成名作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则基本是在同一时刻——一七七四年,在东方和西方风行。

  1774年,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发表,为追求真爱而不惜自杀的维特成了欧洲青年人的风靡偶像,维特的着装打扮——黄色马甲和裤子,蓝色外套,以及棕色翻口靴子——成了那个时代先锋青少年的标配,甚至还有人模仿书中主人公去自杀……二十五岁的歌德名声大振,宫廷人物、上流社会亦对其趋之若鹜。他和他的维特轰动欧洲,他们一起成了全社会的偶像。据说,欧陆大帝拿破仑出征的行囊中,也始终带着这本小说。

  转过年来,歌德应邀来到魏玛宫廷,先是陪伴年轻的公爵打猎、旅行和游泳等等,几个月后取得了魏玛公民权的歌德,被任命为公国宫廷枢密顾问(近乎总理大臣)……公爵对歌德十分信任,把几乎所有政务部门都交给他管理:军事、财政、工业、矿山、外交、道路建设……

  二十六岁的歌德,青春勃发,跃跃欲试。他准备大干一场。

  二

  1774年,《红楼梦》开始在社会上流传。但是,与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的风行德意志,风行欧洲的情况大不同——《红楼梦》的流传绝对是地下的,偷偷摸摸的。不过,就像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曾经被拿破仑爱若珍宝一样,《红楼梦》也受到过乾隆大帝的“青睐”。

  这是雪芹先生去世十年后的一天。

  这一天,乾隆帝心情不错,出宫走走。这一走,就来到了一座高门大院的宅子。这是他十三叔允祥的宅邸——对,就是电视剧《雍正皇帝》里与乾隆父皇雍正关系最好,帮雍正“夺嫡”的“十三弟”的宅子——此时允祥早已去世,这里住着他的儿子,也就是乾隆的堂弟。不巧,堂弟“适不在”,乾隆便随便在宅子里溜达溜达。在堂弟的书房,“见其案头有《石头记》一部,挟其一册而去”……

  结果,堂弟回来知道此事后,“大俱!” “遂连夜删改进呈,所以传世本与原本不同,盖缘删改之故也” ……

  我现在不知道其堂弟都删改了些什么,也不敢说“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”的“诗人”乾隆,当天带走的是哪个版本的《红楼梦》(《石头记》),但有材料说,虽然皇子皇孙私藏《红楼梦》也要“大俱”,但乾隆看了之后竟然并未对此予以怎样的追究,相反,他竟然也动了“考据”的兴趣,乾隆笑眯眯地:“这写的是明珠家事。”

  但乾隆的那个深知“文字狱”厉害的堂弟,哪里敢这么想啊!

  金碧辉煌、红墙绿瓦的午门外,多少人头落地;北上寒极之地的发配路途上,多少白发文士、红颜妻女哭声动地!

  “大俱”,绝对是此时大清朝除乾隆之外所有人都再平常不过的反应。

  今天的人们或许有些不解:一本同样是写小儿女之“你情我爱”“不成便死”的小说,何以在此时的西方德国受到的是风靡追捧,而在东方中国却是看看便“大俱”?而且要“连夜删改进呈”呢?

  时间一样,内容一样,只是地点不一样,何以结局却如此大不同?

  清人吴云说得很明白,他在为《红楼梦传奇》一书所作的序中说:“《红楼梦》一书,禆史之妖也,不知所自起。当《四库》书告成时稍稍流布,率皆抄写无完帙。”

  你看,这本“写小儿女之情的小说”,在大清朝,是“禆史之妖”!

  在此时大清朝,要的是“存天理,去人欲”,因为“人欲”乃“万恶之源”!

  即便到了今天,更有人把这个儿女之情、人性之情的小说上升到更激烈的高度,《红楼梦》根本就是“反清复明”的蛊惑之书……

  显然,《红楼梦》绝不仅仅是本爱情小说,它的传播效果至少是在动摇大清朝的主流价值观。

  这样看来,曹雪芹之不受待见,我们今天所看到的《红楼梦》之所以被多处删改,“无完帙”,便比较好理解了。我们对此时的东西方的价值取向及社会形态也有了些具体的感受了。同时,我们对一七几几年这一时刻世界的先驱者们的苦苦追求,乃至“出生入死”,便也实实在在地感同身受了。

  现在,我们可以肯定,与前面所说的几位思想者正处同一时空的曹雪芹、歌德,还有袁枚、席勒们,这些东方中国和西方德国的大诗人,与哲学家们干的实在是一件事——要做人,要有爱,要有自由,要有尊严——只是诗人们完成这些追求的方式与哲学家们不同而已,他们是以想象的艺术创造的讲故事方式来抒发这些思想。而且,如果你认真地查对一下时间,你会发现:诗人们的这些抒发表达似乎还略早于哲学家们——

  1774年前后,《红楼梦》各种抄本在私下里流行;

  1774年,歌德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出版;

  1782年,席勒的话剧《强盗》在曼海姆国家剧院公演;

  1790年,袁枚的《随园诗话》刻印;

  1766年年,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刊刻;

  ……

  认真想想,这些“禆史之妖”说的可都是“爱”呀、“情”啊,这其中的任何一个故事都是千回百转、悲喜交集,任何一个人物都是血泪斑斑、凄然泪下,任何一幕剧情都是轰轰烈烈、石破天惊。

  就这样,这些关于人的生命勃发、悲喜交集的情与爱的颂歌、悲歌,与那些思想者们关于“人”“人性”的冥思苦想,同时唱响在相隔千里万里的东方中国和西方德国。这些原本不可以公开言说的“情与爱”,所撼动的正是绝对权威的“天理”和“上帝”。

  可是,诗人和思想者们对此却是不管不顾,大家一起都疯了,他们前赴后继,他们把生死置之度外——

  与曹雪芹同年出生的中国思想者戴震,冒死鼓吹“人性之大”,从哲学上完成了对“情与爱”的肯定;曹雪芹则在文学上完成了对“情与爱”的肯定。

  与曹雪芹同年出生的德国思想者康德,坚定喊出“人是目的”,而比他小二十五岁的哥德,则以其主人公维特为爱而死来诠释人的这一天然权利!

  二百多年前的一七七几年,东方中国的“宝黛之爱”唱响的是“情”的悲歌,西方德国的“维特之死”演绎的是“爱”的悲剧——不错,你认真地想想,曹雪芹和歌德的“情爱之悲”,呼喊的不就是“人性之大”,不就是“人是目的”吗?渴求的不就是一曲悲喜交集的“人”的颂歌吗?

  现代的人们大多已经明白,芸芸众生们在对“彼岸”的期待中,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归宿。但可能很多人还不大明白,也有一些人与此不大相同——比如,思想者们是在哲学的思考中,找到了自己的终极关怀;比如,艺术家们是在艺术的想像中,安顿了自己的心灵家园。而人类更大的困惑却在于,真诚地沉溺于“彼岸期待”中的人们大多并无意去追问“何以如此”,而哲学家和诗人们却恰恰相反,他们要从根本上弄明白“人活着到底为什么” “人到底应该怎样活着”这个问题的道理、法理之所在,而且,一旦明白了,他们就不是被动地去等待和祈祷“彼岸”,而是冒死也要主动去追求……

  结果,一七几几年的诗人、哲学家们弄明白了。

  三

  现在,我想进一步知道的是:

  在一七几几年的时候,这个“明白”,是艺术家们启迪了思想家们,还是思想家们启迪了艺术家们?或者,是他们互相启发乃至激励?更或者,是时代启发了他们——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,已经不可抗拒地走到这一步了?

  这些问题其实隐含着我这样的疑惑: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不是已经就这么过来了吗?何以到了两百多年前的一七几几年,“突然”就这样了呢?

  换个角度说,“思想者”们苦思冥想也就罢了,何以“讲故事”的“说书人”也与他们同时想了同一个事情呢?

  而且,“说书人”比“思想者”狠多了,他们一想这事,就悲喜交集,就痛不欲生,就生死付之!

  而且,“说书人”比“思想者”通俗,他们的故事一听就懂,一看就迷,一看就痴!更重要的是,太多的“听书人”“看书人”,比“说书人”更“狠”,干脆直接就去实践生死……

  宝玉的故事,令人痴;

  维特的故事,教人死。

  总之,“爱之不成”,就一“死”了之。

  在一七几几年的这个时刻,人心变了,康德和戴震以一生的苦思,追问着生命的终极意义——“人是什么”?“人性是什么”?

  在一七几几年的这个时刻,人心变了,曹雪芹和歌德更是在一个全新的套路上,在一个全新的境界上,演绎着,升华着古老中国那个曾经令人欢喜,令人绝望的生命主题——

  问世间,“情”为何物?直教人生死相许!

  金元之际的元好问此句在当时确乎是在说“情”,唱出的是有些觉悟的人们对生命中感受的一种朦胧而绝望的抒发。几百年后的一七几几年,诗人们的欢喜和绝望已经明显地超越了“男女之情”了,他们那痛彻心腹的悲痛中融入了太多的生命反思和人性崛起,融入了太多的主体觉醒和冒死求变,融入了太多的社会、历史、现实、未来……此时此问已升华为这个时代的“人应该怎样”“生命应该怎样”的终极关怀了。

  诗人曹雪芹、歌德们与哲学家戴震、康德们所不同的是,他们追寻、实践“人应该怎样”“人的生命应该怎样”这个问题的方式,用的不是逻辑推理,而是用一个又一个你我一看就懂的撕心裂肺的故事,想像、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为“情”为“爱”,为人的自由和尊严而出生入死的动人故事。

  认真想想,这也应该是一个常识——作为精神产品的创造者,诗人与哲学家们在对梦想的追求上,原本并无本质不同,他们的梦想是完全一样的。而且,千奇百怪的“听书人”“读书人”,乃至各行各当的人们,也全都如此。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,他们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方式不同而已。

  不错,一七几几年的世界,哲学家和诗人们正是在理性和感性的全面合作中,共同完成着“人性乃人之大者”“人是目的”这一时代主题和人类梦想。

  四

  我十分关心诗人们的作品,但我更关心诗人们本人的生命。

  曹雪芹,是个怎样的人?

  我只看到过一个资料,上面相当具体地描写了曹雪芹的模样。虽然仅是传说,但这好像也是众多的红学考证专著中所引用的唯一一例——一位同时代了解曹雪芹的人的后代——裕瑞,在其一部笔记《枣窗闲笔》中,这样记述了从其长辈哪里听来的关于曹雪芹的传说:

  雪芹二字,想系其字与(或)号耳,其名不得知,曹姓。汉军人,亦不知其隶何旗。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——其人体胖,头广而色黑;善谈吐,风雅游戏,触境生春,闻其奇谈,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。是以其书绝妙尽致……其先人曾为江宁织造,颇裕。又与平郡王府姻戚往来;书中所托诸府甚多,皆不可考……又闻其尝作戏语云:若有人欲快睹我书,不难——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,我即为之作书云。

  这段描述,当然是真切生动的,曹雪芹的长相、性格都栩栩如生,但与其同时代尽管零星但较为具体的材料对照一下,仍有其矛盾之处。尤其是“体胖”“头广”之语,与雪芹相处甚近的敦氏兄弟之写雪芹“嶙峋更见此支离”“四十萧然太瘦生”等诗句,颇为不合。所以,这一段极其珍贵的记载,其真实性也仍然大可存疑。或许,他们笔下的“胖瘦”是因为年轻雪芹和晚年雪芹的不同,也未可知。

  确实,关于曹雪芹的记载实在是太少,太支离破碎了。

  这是一件十分令人纠结和无奈的事情。二百多年来,无数的红学家和红学爱好者们披荆斩棘、皓首穷经,结果,虽有若干蛛丝马迹发现,但依然所知甚少。

  可以肯定,中国伟大诗人曹雪芹的具体生命,“逃离”了文字记载,“逃离”了历史——或许有一天,人们突然找到了一个什么材料,详细地记载了雪芹先生的生命故事,那将是怎样的情形啊!

  鉴于雪芹生平资料极其罕见,我只能就诸多红学家们的考证和探佚,以及清代的若干笔记的蛛丝马迹中,勉强地为各位“拼凑”一下曹雪芹生命的大概——

  1724年,农历闰四月二十六日生;

  ……

  1764年,2月1日,农历除夕,去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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